玉米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简报第24期
●产业动向：
军张学信被中国种子协会授予2018年度鲜食玉米产业育种领人物
种业兼并浪潮席卷全球
●名家谈：
戴景瑞: 中国玉米产业百年回顾与展望
田冰川：拜耳收购孟山都，给中国种业带来了什么？
●他山之石：
美国玉米的发展历史
张学信荣获“中国种子协会全国鲜食
玉米育种领军人物”荣誉称号
由中国种子协会鲜食玉米分会举办的2017—2018年鲜食玉米产业领军人物推荐活动揭晓。山东登海种业特种玉米育种室主任、高级农艺师张学信被授予“中国种子协会全国鲜食玉米育种领军人物”。
张学信从事玉米育种近40年，先后育成‘西玉系列’‘西星糯玉系列’‘西星甜玉米系列’，通过国家、省审定品种20多个，被业内公认五彩甜糯育种第一人。是山东省突出贡献专家、荣获山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其中创造的绿色糯玉米，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山东省知识产权发明专利一等奖，山东发明创业一等奖。
种业兼并浪潮席卷全球
中国化工集团收购先正达。2017 年6 月，中国化工集团完成了对先正达的收购，交易总价已接近440 亿美元，成为中国史上最大的海外收购项目之一。中国化工与先正达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先正达是全球最具实力的专利药生产商，通过收购先正达，中国化工拥有了一个完整的农药产业链；此外，先正达的种子业务可以弥补中国化工的空白，也符合世界农化与种子结合的潮流。
陶氏杜邦合并》陶氏化学公司与杜邦公司于2017年8月成功完成对等合并。合并后的实体为一家控股公司，名称为“陶氏杜邦™”，公司拥有三大业务部门：农业、材料科学、特种产品。按照两家公司的市值，合并后的陶氏杜邦市值超1500亿美元，超过原化工行业市值最大的德国巴斯夫公司（BASF），成为化工企业中新的全球老大。
巴斯夫收购拜耳部分业务。 2017 年10 月，巴斯夫签署协议收购拜耳种子和非选择性除草剂业务的重要部分，这部分业务是拜耳计划收购孟山都的框架下拜耳有意剥离的资产。全部现金收购价格为59 亿欧元。本次收购和巴斯夫现有作物保护业务形成互补，增强了公司的除草剂产品组合，并使巴斯夫通过关键农业市场的专利资产进入到种子业务。
隆平高科收购陶氏巴西特定玉米种子业务。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中信农业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完成对陶氏益农巴西特定玉米种子业务的收购，并于2017 年11 月举行了交割签约仪式。本次交易合计11 亿美元（不含交易费用），交易标的包括：巴西玉米种质资源库的使用权、Morgan 种子品牌、以及DowSementes 品牌在特定时间内的使用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正式更名为LPSementes。
戴景瑞
中国玉米产业百年回顾与展望
玉米自 16 世纪从美洲引入中国以来，历经几百年的发展，在中国农业生产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18 世纪后玉米开始大面积种植，至抗战前的 1936 年面积已达 693 万hm2，总产 1010 万吨。随着育种、栽培、植保等技术的引进改良及创新，使得玉米的产量得到大幅度提升。20 世纪 50 年代玉米已经发展为仅次于稻麦的第三大粮食作物，1956 年播种面积增至 1766 万hm2，至1980 年已达 2035 万 hm2。2008 年玉米已经超过水稻成为播种面积第一位的粮食作物，其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可或缺。
? 玉米品种改良百年回顾
一个世纪以来，促使玉米产量提高的诸因素中，品种改良的作用首当其冲。中国玉米品种改良历史大致可分为 5 个阶段。1925-1949 年，为近代玉米育种启蒙时期。1925 年以前，中国生产上应用的主要是开放授粉品种，1925年以后开始有计划地进行品种引进改良，最初以引进国外良种为主，并开始了杂交玉米工作的探索。1925 年南京中央大学农学院赵连芳最早开展杂交玉米育种工作，继之为丁振麟和金善宝，再次为金陵大学农学院王绶、郝钦铭、孙仲逸（1926 年），以及燕京大学农学院卢纬民、河北保定农学院杨允奎等（1929 年）。20 世纪30 年代美国育种家洛夫(H. H. Love)、魏根(R. G.Wiggans)、莫尔斯(H. Myers)、海斯(H. K.Hayes)等先后来华传授玉米育种技术。30 年代后，中国育种家先后育成一批双交种。如北平大学农学院沈寿铨育成杂-206，燕京大学卢纬民、山西铭贤学校周松林、中央大学金善宝等先后育成一批自交系和杂交种。抗战爆发后，育种家们在大后方仍然继续开展研究工作。四川李先闻、张连桂等、广西范福仁等在杂交种（主要是双交种）选育方面均取得了出色的成果。此后又有杨允奎、蒋德麟、吴绍骙、卢守耕、戴松恩、蒋彦士等先后引进美国资源用于国内育种事业。抗战胜利后，邹秉文、章之汶在《中国战后农业建设计划纲要》中提出五点玉米品种改良计划。在全国解放前杨立炯、蒋彦士、杨允奎、张连桂、吴绍骙、郑廷标等先后在不同省区开展玉米育种研究。总之，在全国解放前，老一辈玉米育种家在军阀混战、外敌入侵、社会动荡、机构变迁、经费拮据，加之当时社会普遍重视稻麦棉研究等诸多不利条件下，凭藉爱国之心和对事业的责任感，辛勤经营，为新中国玉米品种改良事业奠定了初步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央政府的高度关注和强有力的领导下，玉米生产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代，育种研究进入现代玉米育种时期。以品种的类别而言，大体上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1949-1959 年，以农家种的评选和品种间杂交种的应用为主。先后评选出以‘金皇后’、‘金顶子’、‘白马牙’、‘英粒子’‘、辽东白’等为代表的四十余个优良地方品种并得以在生产上大面积推广，在此基础上选育出一批品种间杂交种，如陈启文选育的‘坊杂2 号’、‘坊杂4 号’，刘泰选育的‘春杂1 号’、‘春杂2 号’，张庆吉选育的‘百杂 1 号’、‘百杂 2 号’，程剑萍选育的‘品杂 1号’、‘品杂2 号’等。50 年代初期，摩尔根遗传学派受到米丘林学派的排挤，使得全国杂交玉米育种工作几乎处于停滞的状态。吴绍骙在强大的压力下被迫把 75 个单交种混合后育成综合品种—‘混选1 号’，在豫西推广。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一些科学家如李竞雄、郑长庚等被迫以从事玉米栽培教学工作为掩护仍然坚持自交系选育和杂交种培育工作。1956 年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上，李竞雄据理力争，义正言辞地驳斥了前苏联农业科学院院长李森科的荒谬主张。在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的鼓舞下，李竞雄撰写了“加强玉米自交系间杂交种的选育和研究”一文，系统论述了玉米杂种优势理论，奠定了中国玉米杂交育种的理论基础，并选育出‘农大3 号’‘、农大4 号’‘、农大7 号’等双交种，比普通品种增产 30%~50%。1960 年以后， 进入以推广双交种为主的阶段，同时单交种也开始进入生产应用。杂交种因增产显著愈来愈被人们所接受，农业部先后委托山东农科院、中国农科院、北京农业大学等单位举办玉米杂交育种培训班，加大杂交玉米的推广力度。一批双交种如‘川农7 号’‘、春杂5 号’、‘春杂 7 号’、‘豫双 1 号’、‘豫双 2 号’、‘新双 1 号’、‘双跃3 号’‘、双跃4 号’等在生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双跃3 号’在 70 年代推广面积达到 3000 万亩以上。与此同时，科学家们开始单交种的选育工作，其中典型代表就是河南新乡农科所张庆吉等选育的‘新单 1 号’，创造亩产 608 kg 的记录，在十多个省（区）迅速推广。‘新单1 号’的育成标志着中国玉米育种工作从选育双交种开始转向选育单交种。此后相继育成‘白单4 号’、‘忻黄单9 号’等二十余个优良单交种，占玉米种植面积的四分之一以上。1970 年以后进入以单交种为主的阶段，双交种、顶交种等逐步退出生产。一批双交种、三交种如‘双跃3 号’、‘吉双83’、‘黑玉46’、‘鲁三9 号’等虽然在生产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玉米单交种的选育与利用已势不可挡，进一步充分发挥其杂种优势的增产作用‘。中单2 号’、‘郑单2 号’、‘豫农704’、‘嫩单1 号’等优良单交种的推广进一步扩大了杂交玉米的种植面积。至 1978 年，全国杂交玉米播种面积近 2.2 亿亩，占玉米总面积的 71.8%，其中一半以上是单交种。到 1980 年以后，中国玉米进入产业发展新阶段。随着玉米地位的提高，玉米育种越来越受到重视。
1983 年启动了玉米育种的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开始了玉米育种有组织、有计划、每五年为一期的协作攻关阶段。此后玉米育种研究又相继进入国家“863”、“973”、“支撑计划”等科技计划，对提升玉米育种水平起到了重要支持和保障作用。一批优良杂交种如‘丹玉13’、‘掖单13’、‘农大108’、‘郑单958’等优良品种的选育与推广使得玉米的单产和总产稳步提高，特别是掖单系列玉米的选育引领了中国玉米育种目标向耐密方向的转变。玉米种植面积从 1980 年的 3 亿亩增加到 2015 年的 5.72 亿亩，单产从 205 kg 增加到392 kg。玉米的综合利用和加工转化得到了迅速发展，至 20 世纪末，用作饲料的玉米比例已经达到 75% 左右，淀粉等玉米加工业表现出较大的市场潜力。80 年代后，随着单交种的普及率越来越高，催生了中国玉米种子产业的兴起及蓬勃发展。200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 颁布以后，民营种子公司、改制后的国有种子公司等如雨后春笋，数量达到惊人的数千家，一些以经营玉米、水稻为主的企业如丰乐种业、隆平高科、登海种业等成功进入资本市场。同时，随着国外大型跨国企业先后进入中国种业市场，使得玉米种业竞争日趋激烈。中国玉米种业也在激烈的竞争中逐步成长壮大。
? 取得的主要成就
种质资源的引进、创新与利用。玉米传入中国后，经过几百年的种植，形成了众多具有独特适应性的地方品种，中国育种家以此为基础，不断改良创新，并从中选育出了黄早四、E28、丹340、昌7-2 等优良本土化自交系，这些本土化自交系（及其衍生系）至今仍在育种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黄早四是中国玉米优良地方种质挖掘创新的经典代表，发展了中国利用率最高、应用范围最广、成效最大的杂种优势类群。黄早四（及其衍生系）自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已经组配出多个年推广面积 1000 万亩以上的杂交种，对中国玉米育种事业和玉米生产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同时，由于中国不是玉米起源地，为了丰富育种材料拓宽种质遗传基础，从外引杂交种中选育自交系成为通用做法，为玉米品种的更新换代做出重要贡献，70 年代Mo17 的引进利用是典型例证。例如 5003、8112、7922、178、P138、丹599、齐319、沈137 等一大批从美国杂交种中选育的优良自交系，显著提升了中国的育种水平。随着中国加入 WTO 以来，欧美跨国公司陆续进入中国种业市场，加剧玉米种业竞争的同时，也为中国新一轮的种质引进及改良提供了契机，从而大大缩小与国外育种水平的差距。
高产优质杂交种的选育与推广。随着‘新单1号’的成功选育与利用，单交种迅速成为中国玉米杂种优势利用的主要形式。在近50年的时间里，中国科学家利用选育的优良自交系先后育成‘中单2 号’‘、丹玉6 号’‘、丹玉13’‘、掖单13’‘、农大108’‘、郑单958’等大面积推广应用的杂交种，年推广面积1000 万亩以上的持续时间均在 5 年以上，有的则保持10 年以上，在不同历史时期为中国玉米单产和总产的提高做出了突出贡献。如‘中单2 号’持续推广时间达20 年以上，表现高产抗病，最大种植面积超过 5000 万亩。‘掖单2 号’、‘掖单13’等掖单系列玉米杂交种开启了国内耐密品种选育的先河，种植密度可达每亩 5000 株以上，为玉米增产做出了卓越贡献。目前在东华北和黄淮海区主栽品种‘郑单958’已经推广近 20 年，年种植面积仍维持在 4000 万亩左右，在‘先玉335’等国外品种大举进入国内市场的情况下支撑了玉米生产和民族种业的发展。
杂种优势群划分与杂优模式研究。为了更有针对性地指导玉米自交系的选育和杂交组合的组配，提高育种效率，中国科学家开展了杂种优势群划分和杂优模式创建方面的研究。运用配合力、遗传距离分析并结合分子标记的方法较明确地将中国玉米种质分为旅大红骨、塘四平头、改良瑞德、改良兰卡斯特及温热Ⅰ群等主要杂种优势类群，相应地改良瑞德塘×四平头、改良瑞德×旅大红骨、兰卡斯特×塘四平头等成为中国玉米杂种优势利用的主要模式。同时发现，不同时期、不同生态区杂种优势利用模式的主次会有所变化。中国玉米杂种优势利用的实践以及一系列的研究结果证明，利用外来种质，是拓宽中国玉米种质的遗传基础和发掘杂种优势新模式的重要途径。近年来随着种质资源的不断引进改良，相信中国科学家会创新出新的杂种优势类群及杂优利用模式，使得中国的育种水平跃上新的台阶。
现代育种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正在推动玉米育种水平的升级和改造。目前，育种技术的升级改造在种业竞争中的作用愈发凸显。近 30 年来，分子标记技术、双单倍体技术、转基因技术等逐渐进入玉米育种程序。中国虽然在这方面起步较晚，但经过不懈努力，已经接近或达到国际水平。中国农业大学的高油型单倍体诱导系，诱导率达 5%~16%，已经被国内 30 多家育种单位及金色农华、登海种业、奥瑞金、中种集团等国内大型种子企业利用，同时在单倍体诱导、加倍机理以及相关基因的克隆方面取得可喜进展。已经完成抗鳞翅目昆虫、抗除草剂等基因的克隆改造，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并且达到国家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的标准，预计会在未来的产业化应用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在重要农艺性状的基因/QTL 定位，功能基因的克隆和利用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为开展分子标记选择和全基因组选择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农业大学与华中农业大学等单位合作克隆了控制玉米籽粒含油量的主效QTL-qHO1，挖掘了相应的等位基因。基于挖掘的新基因和开发的新标记，选育了含油量达到 8.8% 左右的高油新品种‘中农大5580’，并将油分含量等位基因导入当前推广面积最大的品种‘郑单958’中，籽粒含油量提高了 24.3%。中国农业大学在玉米抗病 QTL 的克隆和抗病机理的研究基础上，与吉林省农科院合作，通过分子标记辅助的方法将 ZmWAK 基因成功导入到吉单系列杂交种中，显著提高了玉米对丝黑穗病的抗性， 已在生产上推广应用。利用分子标记分别将抗茎腐病主效和微效QTL 导入‘京24’中，抗病率分别提高 40%和 10%左右，同时导入抗病率提高 50%左右。
耕作制度、栽培技术的进步及植保农机的推广极大保障了玉米的稳产增产。建国以来中国在玉米栽培技术、病虫害防治、农业机械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有力促进了良种的产量潜力发挥，玉米高产记录不断被打破。进入21 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以耐密抗逆和适宜机械化的玉米简化高产栽培体系逐渐形成，秸秆还田、少免耕栽培、套种改直播、合理密植、机械化耕种收获等技术逐渐推广。中国农科院作物所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选用耐密高产品种，实施密植高产全程机械化栽培和水肥一体化技术，于2017 年创造了中国新的玉米高产记录，亩产达到 1517.11 kg/亩。
? 面临的主要问题
单产压力依然很大，商品品质问题亟待解决。近些年，国内国际玉米消费增长趋势明显。国内饲料工业是玉米消费的主渠道，畜产品消费的刚性增长导致饲料消费量稳定增加，同时淀粉、药用、制剂等玉米加工业发展迅速，推广使用燃料乙醇（主要是玉米为原料）作为国家战略性举措，已形成比较稳定的消费市场。以玉米进口大国日本和韩国为代表的中国周边亚洲国家（地区）对玉米的需求快速增长，为中国玉米出口带来契机。近两年为了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玉米种植面积调减 5000 万亩以上，这就更需要提高玉米单产，以保证总产的稳定增加，满足国内、国际市场需求。同时由于优质专用品种的缺乏，以及越区种植、混合收储、农药残留等多重原因造成中国玉米商品品质较差，国际竞争力不强。这给中国玉米产业提出了更大的挑战，促使玉米产业在产前、产中和产后各个环节全面升级。
一些重要性状的改良落后于生产需求，特别是转基因玉米产业化严重滞后。中国玉米机械化水平虽然已经达到 75% 左右，但短期内还不能完全实现机收籽粒，这除了需要配套的机械、运输、仓储、烘干等条件建设外，更主要的原因是在玉米适于机收相关性状的研究以及种质创新上还有相当差距，保证增产的同时达到机收籽粒水分要求的品种也十分难得，急需在耐密、抗倒、脱水速率等方面的研究及种质创新上取得突破。转基因技术已经成为引领农业科技创新的重要方向，其扩大应用已势不可挡，自 2010 年起中国开始进口转基因玉米，但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转基因玉米研究和产业化亟待加强。
（作者系玉米联盟专家委员会顾问、中国工程院院士。该文发表《农学学报2018、8》）
田冰川
拜耳收购孟山都 种业重塑新格局
拜耳收购孟山都，是在全球行业演进大背景下，内因与外因叠加作用下，世界种业格局发生的一次巨变，堪称巨头之间“硬实力的重组、跨领域的聚合、黑科技的革命、大平台的再造”。奠定了未来一个时代全球种业态势，反映了产业演进的内在逻辑，对我国种业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转型升级既形成了战略紧迫感，又提供了更新的经验和更高的标杆。
1 四大关键词凸显种业全球化步伐
这是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企业生命演进、资本投入变现三大周期三维叠加共振下的“自然突变”。
从全球农产品等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来看，全球主要农产品的真实价格在经历了2001—2011 年的攀升，到达阶段性高点后，自2011 年起已进入下降周期，并将延续到2025 年。这对农业产业链上各环节，包括种业构成了巨大的压力。产业链后端的利润空间被大幅压缩，种业巨头们必须要寻求转变。
从企业生命演进周期来看，“起—承—转—合”的阶段论是很精妙的概括。不论是孟山都、先锋还是其他种子企业，在起点开始逐步积累、成长，经过世代传承，将趋势的判断、技术的颠覆、先机的把握、大胆的投入、持续的执行、艰难的坚持完美融合，终于在将近二十年的持续奋斗后确立起国际种业的霸主地位。随着时光流转、需求演变及供给迭代，即便是国际巨头也必须“再出发”，打造足以颠覆上一代的新战略、技术和产品，进而实现螺旋式上升。在此过程中，“合”是一个常见的选择。
从资本投入变现周期来看，资本投入的终极目标是获取回报，资本最善于抓周期，最主要看成长性。逆周期投入、顺规律收获是资本的特点。在孟山都的发展历史中，资本投入就发挥了很大作用。孟山都擅用资本，不断将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与现代金融协同，在行业内掀起过一股股并购浪潮，完成了一宗宗堪称“史诗级”的大并购，推动了美国乃至全球种业由分散走向集中、革命性新技术快速推广。在此过程中，资本也逐步由投入期走向回报期。
这是一次全球性、跨领域、深层次的“格局重构”。
由孟山都所发起的这场合并案，催生出一连串的种业“世纪大并购”，陶氏杜邦合并，中国化工收购先正达，以及巴斯夫针对剥离部分业务的“买买买”，而在中信农业携手隆平高科收购陶氏巴西特定玉米种子业务之后，全球种业格局的迭代初现，这在两年前难以想象。不仅仅是种业，合并的还包括农化业务和植物保护，或者说是种子业务与农化业务的全面组合。因此，这是一场力图在农业投入品端构建整体竞争优势的革命。
不仅仅是要素组合发生变革，品牌和运营模式都将发生重大变化。合并后拜耳的种子业务可能会形成德国和美国（圣路易斯）两个总部，孟山都作为公司品牌不再使用，但是具体产品的品牌仍将供应；陶氏与杜邦合并后，为种子业务创造了一个新品牌；中国化工保留了先正达的品牌，体现对其价值的认可；中信农业与隆平高科为收购的巴西业务起了一个新名字：LPSementes e Biotecnologia Ltda，简称LP Sementes，寓“隆平种子”之意。
这是一次种企面向未来，推动技术迭代、集成与转化的“聚焦压强”。
科技革命是产业革命的先导。孟山都最初发起对先正达的并购，到最终与拜耳合并，很大程度上乃是基于战略上对生命科学与数据科学之间转变趋势的重大判断。数据科学已经成为未来生命科学迭代的核心。
其一，数据科学已成为育种的基础。孟山都数十年来通过并购、合作等方式获取的海量优良种质资源，分布在温带、亚热带、热带等广袤分散的区域，这就需要进行数据整合，形成强大的中央数据库，支撑育种平台高效运转；其二，数据科学已成为农户整体解决方案的基础。通过数据平台将种子、植物保护、技术服务、气象信息等整合起来，使得农民和企业同时享受价值增值；其三，数据科学已成为企业内部运行的基础。不论是客户关系管理、价格决策、供应链管理，还是更好地决策、更高效地开展业务或者更有效地服务客户，都可以借助数据科学工具加以实现。据了解，孟山都近三年来通过这个工具，每年减少营业成本约五亿美元。
通过合并，拜耳和孟山都要面向未来进行更强大的研发投入。拜耳的研发投入力度本来就很高。2017 年度的整体研发预算是48 亿欧元，平均每天1315 万欧元。拜耳承诺，合并之后，在前6 年的经营过程中，要投入160 亿美元用于种子研发，也就是平均每年27 亿美元。因此，拜耳与孟山都的合并，不是以缩减成本为目标，而是以在种业创新方面更多投入和更高产出为目标。
这是超大型巨头企业之间构建产业联合体、创新大平台的“优势竞合”。
在全球范围内，种业已经凸显“强者更强”的格局，已经完成由分散向集中的飞跃。即便如此，一家巨头也很难真正做到百分百“赢家通吃”。存在突出优势，就一定会存在潜藏劣势，可能是在区域布局、业务模式、产品组合、技术储备或者管理运营，亦或者其他方面。面对庞大的、差异化巨大的全球市场，巨头之间脱离不开竞合关系。不仅仅是剑拔弩张的竞争，更需要优势互补的联合。在选择单打独斗，还是选择联合协作上，我们看到，经历这一轮超大型并购重组，巨头之间最终选择了联合协作，而且是从资本上比较彻底地联合。
以拜耳和孟山都为例，拜耳是一家超大的全球化公司，拥有人体生命健康类产品业务、农化业务及小部分种子业务，此外还拥有动物保护业务，在欧洲的实力非常强；孟山都则有非常大的种子业务以及小部分农化业务，在美国更加强大。这两家公司过去是在交叉重叠领域存在一定竞争，但是差异化优势明显，通过合并，双方可集中各自优势，弥补短处，实现更大更广的产品组合，为用户提供整合的解决方案，成为一个更加全球化的公司。
2 应强强联合、打通链条
从并购案中可以看出，全球资源流动、企业联合、格局迭代、技术演进是行业发展的大势所趋，我国该如何应对？个人认为，答案就是四句话：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破除藩篱，迎头赶上。
第一，在全球格局重构的形势下，加快研发资源的流动与创新体系的升级。单点技术的突破、某个产品的升级，这是结果。要批量地产出好结果，关键在于持续深化种业领域创新资源配置的体制机制改革。在事业单位与企业机构之间的制度藩篱真正打通之前，需要在基础性公益性研究与应用型商业化研究的两类创新主体之间构建更加有效的、统筹协同的组织机制，有效解决创新链两端“牛郎织女”的集成问题，完成种业企业成为创新主体的历史性跨越。
第二，推动企业之间的联合、企业与资本之间的结合，并构建承载要素流动集成的创新大平台。我国种业产业化、市场化历程短，企业尚处于成长阶段，单一企业在资本规模、竞争实力、全球布局等方面与跨国巨头存在代际差异。需要企业之间通过联合实现优势互补；需要科技创新、产业经济与现代金融的深度融合，贯彻“科技为本，金融为用，打造产业航母”的发展理念；需要构建硬实力、大平台。大力培育一批大而强的产业创新主体，同时营造法治市场环境，大幅度提升知识产权保护的标准和执法的力度，保障生命活力旺盛的中小企业发育生长，从而实现创新主体的多层次分布，以及每个层次的发展。
第三，抓住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浪潮，在生物工程的技术迭代与产业制高点方面下功夫。生命科学不断向纵深发展，生命科学与数据科学、制造科学的结合越来越紧密，未来育种向智能化方面迭代，常规育种的内涵与外延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新的技术革命，跨国巨头已经十分敏锐地向这个方向迈进。这就需要我们动员大企业、大机构、大资本的力量，打造大平台、联合体。
第四，推进开放式创新，大胆吸收全球的创新成果和研发资源。在更高水平的开放中，倒逼企业并购重组、接受全球竞合的洗礼，更大力度、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地参加到全球创新要素的重组、研发资源的流动中，共建、共享、共创新可能，推动我国种业体制机制改革和创新体系重构，实现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产业升级。
第五，加强“中国深度、全球广度”的产业战略研究，支持产业科技创新研究机构的大发展。为深化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创新链与产业链的进一步融合，我们需要发展大企业联合组建的、凝聚产业需求的新型产业智库、产业标准机构，这类机构应该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
美国玉米的发展历史
美国玉米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就是1930年以前的天然授粉时期，1930到1960年的双交种时期，1960到1985年的单交种时期，及1985年以后时期的转基因。每一个时期转型之后，都可以有效促进产量的增加。种业的发展在天然授粉时期是每一家都可以生产，出售自己的天然授粉果穗种子。比较好的天然授粉群体包括1850年的瑞德，1860年的利民，1870年的蓝卡斯特，1890年的明尼苏达13，1900年的西北马齿，及1910年的朗法罗硬粒型等。由于每一个人选拔的条件不相同，结果差异明显。比如利民是锥型双穗，瑞德黄马齿是深凹陷大型深粒，特洛伊瑞德 (Troyer Reid) 是从瑞德选拔出来的籽粒比较平滑的黄马齿玉米。玉米的平均产量在1930年代是每一英亩21普士耳。1920年，亨利，华来士 (Henry C. Wallace)，被任命为农业部长。1921年，美国农业部大力推广杂交玉米观念，美国整个玉米带开始进行自交系的选育。美国早期的杂交玉米，主要来自七大中心，包括三家私人企业 (先锋，方克及迪卡) 及四家公立机构。双交种玉米时期的推广速度比较慢。主要原因是农民对双交种的认识不足，以及双交种种子生产比较困难。美国在1933年，只有0.1%的玉米种植面积使用双交种玉米。大约是54,675公顷或135,000英亩。到1950年时，美国玉米带99%的玉米地种植杂种玉米。早期的双交种包括1931年的伊利诺双交杂种384(AxHyxR4xWF9), 1933年金肯氏 (Merle Jenkins) 的IA939 (L289XI205)X(Os420XOs426), 1938年迪卡(DeKalb) 的DK404A，及1947年科林斯 (Perry Collins) 的先锋 P349等。玉米的平均产量在1942年时达到每一英亩35普士耳。单交种推广之后，美国玉米产量增加很多，1960年平均产量是每一英亩55普士耳，1970年平均产量是每一英亩72普士耳，1980年平均产量是每一英亩91普士耳。转基因时期，产量增加的幅度更大，1990年平均产量是每一英亩119普士耳。2000年平均产量是每一英亩137普士耳。2009年平均产量是每一英亩163普士耳。最大产量是2008年的一英亩产量368普士耳。种植先锋杂种31N30。可见玉米具有很大的产量潜能。
1862年5月20日， 林肯签署农家法 (Homestead Act), 将美国西部及中西部未开发土地，免费赠送160英亩给每一个合格的联邦士兵或美国人。条件是必需在那块农地上面盖房子及居住一年。加速美国土地开发及玉米种植的扩充。1862年7月6日，林肯签署大学土地赠与法 (Land Grant CollegeAct)。所有大学使用的土地由政府免费赠送。条件是必需以教授农业及农业科研为主要教学目标。美国中西部大学的建立，包括印第安纳，伊利诺，依阿华，明尼苏达，密苏里，内布拉斯加，及维斯康辛等，都是这项法律的受惠者。美国农业部试验站的科研人员与大学保持紧密的联系，以政府官员及大学教授职称的双重身份，负责服务，育种，教育，解决及推广当地的农业。事实上美国农业部最早的病理试验站之一是建立在方克兄弟种业的土地上。可以让政府及民间保持最紧密的科研关系。最早的玉米自交系主要是来自政府或公立大学科研的成果。包括A619 (1961), A632 (1964,Henderson), B14 (1953, Sprague), B37 (1958, Sprague), B73 (1972, Russell), N28（1964，Compton, Lonnquist and Williams），MO17 ( 1964, Zuber), Oh43 (1949, Stringfield), W64A (1954, Neal) 及 Wf9 (1948) 等。最早的种业是方克，迪卡，先锋及费斯德四家。 尤金，方克1922年成立方克兄弟种业FunkBrothers Seed Company, 1972年改名为Funk Seeds International, Inc., 公司部分合伙人离开，组建金色收获(Golden Harvest)种业。1974年，Funk 由 Ciba-Geigy收购。金色收获种业2004年被先进达 (Syngenta) 收购。亨利，华来士1926年成立杂交玉米公司 (Hi-Bred Corn Company)。1935年改名为先锋杂种玉米公司(Pioneer Hi-Bred Seed Company)。1999年由杜邦化学收购。赖斯德，费斯特(Lester Pfister)1922年成立Pfister Hybrid Corn Company。汤马斯，罗伯斯(Thomas Roberts, Sr.)1923年成立迪卡杂种玉米 (DeKalb Hybrid Corn)。1982年与Pfizer 合并为DeKalb-Pfizer Genetics，1998年由孟山都 (Monsanto) 收购。早期的私营种业认识到政府的积极参与是扩大玉米增产效果的重要因素。政府也认识到国家无法控制玉米育种，生产，加工，仓储，运输及销售的产-运-销每一个环节的细部计划，操作及风险。必需放手让私营种业公司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下独立经营。才能发挥最大效益。因此美国玉米成功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是政府与民间种业携手合作的结果。1980年代，超过60年的种业有7家，50年的种业有43家，40年的种业有7家，25年的种业5家，合计64家实际从事杂交玉米育种的种业。 从1980年到2004年，美国33个私营种业共有908个自交系获得专利或品种权保护（Mikel and Dudley,2006）。公立科研单位育成的可用自交系很少。自交系选育工作已经转移到私营企业。美国种业的变化，从1930年代的3,500家，减少到1960年代的2,000家，到1995年的500家，到现在2010年的可能不足100家的改变。种业变化的趋势是种业公司数量愈来愈少，但是种业公司的规模愈来愈大。美国农业投资的回报仍然超过20%一年。种业公司的投资规模，产品优势及科技水平，决定该公司的兢争能力。小型公司无法与大型公司兢争，逐渐淘汰。少数几家大型种业独占美国玉米种业市场。依据美国1994年调查，美国共计有2,241名育种家， 农业部有529人，私营公司1,499人。玉米育种家有545位。其中512位 (94%) 服务于私人企业，33位（6%）服务于大学或农业部公营单位。私营种业以营利为目标。育种计划明确，经费充足。以扩大市场占有率及赚钱为目的。因此80%私营玉米育种家以选育自交系为主， 其余20%育种家负责基础育种研究，种质资源扩增及群体组建。国家投资在玉米育种的经费从1990年代开始减少。公营单位育种家已经不能从事正常玉米育种计划。因此现在公营育种家的主要工作是教育及训练未来的育种家。
